进入1864年的八月份之后中华帝国的国内虽然依旧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但因为首相沈世明的施政手段高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加上国防军、禁卫军以及警察部队的武装威慑国家的新官僚机关也磨合的差不多国家整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换言之李永吉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首相沈世明施行了一种有法可依。但执法不严的宽松式管理模式尽量减少帝国新法律给不懂法老百姓带来的负担。
比如随地吐痰要鞭刑这一条吧除了皇宫附近其他地方这条法律基本都是摆设。没有人真的认真执行要真的较真的话估计半个中国都得民怨沸腾。
说白了就是李永吉当初建国时期太过仓促然后也没经过下面人的讨论自己从现代弄来一批法律。然后让张信达找人删减修改了部分之后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的宪法其中除了加强君权之外很多内容实际上跟此时的中国国情并不搭配。
就好比惩罚随地吐痰跟大小便这一条看起来用惩罚的方式管理很不错但其实真要严格这么执行那就只能变成恶法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有可能酿成暴动。
此外像强制义务教育法等也不可能真的严格执行这其中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社会风气问题。
早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永吉曾经想着加大国内的教育投入争取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境内完成扫盲初步目标是二十年内让国人的三成人能认字。
扫盲的意义之重大就不提了这不仅仅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但问题就在于此时的中华帝国跟另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初期不同两者不能照搬。
另外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是经过了长期铁血奋战后才重新独立崛起的在此期间中国的很多传统势力都在各种战争中被破坏殆尽力量大减而有革命先辈掌握的体制却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与控制力尤其是有大量深入基层的基层官僚这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扫盲。
可是在这个时空李永吉崛起太快他虽然迅速打败了太平天国跟满清这两个政权夺去了中国的政权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本体。
换言之中国的地主阶级宗族势力等传统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甚至还因为晚清战争而有所加强没有合适的改革环境。
再加上李永吉夺取政权的时候只是军队强大行政人员严重缺乏夺取政权之后又不要旧官僚非要自己重新搞一套行政体系结果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让很多老百姓对此无所适从不知道有事儿了该找谁去。
比如说有老百姓有了冤情或者要打官司他们还是去找县长市长这些行政官的头头而不去法院找什么法官之类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官就是判官是在县长市长之下的你要跟他们说平级问题他们是不理解的。
也就是说李永吉手下没有大量得心应手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能迅速抓住民间大众的所谓神级理论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所谓旧社会的牢笼**传统势力的枷锁。
最简单的例子简体字跟拼音字母。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但只能在南京、上海、苏州这几个李永吉控制力度最强的几个城市中间推广开来而且推广更多的都是穷人跟投机分子。真正有底蕴有风骨的读书人对此都相当抵制因为他们觉得拼音字母是不知所谓的洋鬼子的东西而简体字则是不伦不类的俗体字只有下人才会学。
而除去南京、上海、苏州这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都很难推广简体字跟拼音字母因为就算你出动军队强行镇压那些读书人宁可被抓也不教导这些新字体哪怕这是皇帝创造的也一样。
虽然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能让孩子去学校免费读书吃饭对此并不反对。但因为读书人的抵制造成了教师资源的大规模短缺。
也就是说要教导简体字政府不缺钱不缺教室不缺教材也不缺生源唯独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因为读书人居然联合起来抵制教导这些东西了。
当然了这些读书人之所以抵制简体字跟拼音字母。也不完全是食古不化其实也有变相反对新政的由头谁让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新政尤其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断绝了这些人的升迁之路呢。
政府有军队警察这些暴力机关加上之前发生过读书人示威却被当作叛乱强行镇压的血淋淋的教育他们不敢明着反对政府新政不敢明着反对皇帝跟大臣但却可以在这些小地方进行抵制。
换言之。他们可以选择不当老师不跟教育部门合作有本事你自己培养老师去吧。
这还只是教育方面其他很多地方。读书人跟地方宗族势力都跟帝国的很多政策相抵触明的暗的反抗层出不穷。
也就是帝国的军队战斗力太强加上各种对内对外的战争无一例外都是胜利导致威名赫赫让大家也与有荣焉加上政府不缺钱。哪里有暴乱都能在第一时间及时镇压这才没有让国家出大乱子但如果长期如此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幸好这时期李永吉早早的出国了一切政事都交给了沈世明而沈世明呢在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干脆实行了一套无为而治加重商主义的改良。
简单说就是沈世明下令各地官员尽量减少跟地方百姓的接触除了收税跟百姓主动要求的审案子之外其他方面一概不管。
这样一来在少了那么多法律的约束之后官员清闲老百姓也清闲反倒其乐融融到处都是高呼万岁的声音就连读书人也开始转变心思重新琢磨起新的进身途径。
在此之时沈世明加大对私人企业的扶持说服国内大银行给读书人提供低息贷款让他们学着开工厂做生意并且主动帮忙联系外来买家刺激出口。
这样一来生意好做而生意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得到了提高读书人之间逐步挂起了一阵下海经商的风潮甚至在沈世明的煽动下把经商尤其是出口赚外国人钱的经商途径提高到了为国为民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高度做出了各种不同解读。
简而言之沈世明的方法就是在行政方面一切从简减少地方官对民间的干预让很多复杂的法律成了摆设反倒是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国人更加认可。
这样做之后民间太平了而行政支出也大大降低尤其是高昂的教育支出被沈世明干脆挪用起来当做了政府性的商业贷款专门帮助读书人经商做生意不但大赚特赚还让读书人交口称赞。
不过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沈世明做的这些安排都是瞒着李永吉的全部都是来了个先斩后奏直到初见成效了李永吉也准备回国了这才主动告知。
至于为何能隐瞒这么久都没让李永吉知道原因倒也简单毕竟李永吉不在国内只能通过电话遥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沈世明的这些改良方案隐蔽性也很强又不涉及军队都是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下命令大家都能捞到好处基本没有人会主动报告或者说就算有人想报告也没有途径。
这毕竟不是信息社会李永吉对国内的控制只能是控制住主力军队虽然还有几个特务机构比如中央情报局但这些机构主要盯着的也是军队跟大商家对各地官员却不怎么关注。
就算有特务关注了对这种怠政一般的无为而治也不会觉得有啥稀奇毕竟这种事儿太普遍了而特务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跟抓捕各地的反贼跟叛乱分子预防造反叛乱等动摇国体的大事件官员怠政之类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们也懒得去管这才让沈世明的改良新政能够顺利实行却又没让李永吉提前知道。(未完待续。)